南京大学“南小桥”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启动

第三，他面临不确定性和可疑之处时，必须进行试验，并根据实际试验判断设想的补救方法是否会改变局面，并改善他的处境。

因此，会议的规模、开会的人数对自由讨论和协商解决问题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公众的心目中，把战胜对手视为最高目标，把辩论场当成战场，认为辩论是伤和气的事儿，在该正面、深入讨论问题的时候含蓄、兜圈子、和稀泥。

宪法的生命力和效力，在于人民的批准。在1786年8月致约翰·杰伊的信中谈及邦联的缺陷时，华盛顿指出：今后局势将如何发展，我也无法预见。第四，写民族区域自治。意见是在一个公开讨论和公众论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意见反对意见的交换过程中形成和检验的。此前绝大部分的建国或出于偶然，或出于强人的命令。

麦迪逊详细地探讨了人类犯错的各种情况。依靠纯粹的爱国热情，是我们过去许多失误的根源。笔者认为，国家根本任务的根本法地位不能孤立地从其自身予以理解。

然而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不是只靠自己就能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例如，《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于此，公共利益不是作为基本权利的界限形式而出现，而是以刚性条款形式要求其他利益诉求必须服从之。前苏联1977年宪法序言与我国宪法序言比较相似，用了较大的篇幅描述了在革命、反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丰功伟绩的历史，并且阐述了国家的主要任务。

笔者以为，国家根本任务至少在广义上具有裁判规范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保障这种根本规范不仅是宪法的目的，也是国家存在的目的。以上这两条原则乃是立国的基本原则，它们是公共利益形成的出发点，德国著名学者黑伯乐（P·H?berle）将之视为国家任务之外的公共利益的内容。[44]六、结语国家根本任务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根本性规定之一，以建构中国特色的宪法理论为学术追求的规范宪法学有义务理清其在我国宪法规范秩序内的确切意涵。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行宪法诉讼制度的国家中，法院还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

国家根本任务的客观法性质使其无法成为公民主张宪法权利的直接依据。在这些国家，由哪一个国家机关来界定公共利益的内容便成为宪政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虽然是使国家根本任务法制化的最主要的国家机关，但却不是实践国家根本任务的唯一机关。国家根本任务的宪法化既体现了我国宪法与现代化法治理念相契合的一面，同时在一个注重维护整体性国家利益的文化传统里，也面临着因承载过重的民族振兴愿望而被绝对化理解的危险。

我国宪法文本除了统治机构规范和宪法权利规范之外，篇章结构上还存在着数量颇为可观的且在性质上较为独立的第三种类型的规范，即宪法第一章《总纲》包含的众多规范，能否按照西方国家的宪法样式将这种类型的规范划归到统治机构规范或者宪法权利规范之中呢？如前所述，在宪法这种以法的形式表达的国家欲以实现的各种价值的综合体中，既有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有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或公共福利。相比之下，美国宪法序言十分凝练地表达其制宪目的：即共同防御、自由保障和整体福利。

对于规范宪法学来说，对国家根本任务进行深度解读乃是完成中国宪法体系化作业的必要环节。1978年宪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要求国家保护权利享有者免于第三人侵害环境的权利（保护性权利）。[7] 以美国、德国、法国以及日本为典型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侧重于从组织法（分权与制衡）的角度以比较间接的方式，即在国家机构的职权规定中间接地规定国家任务，没有使用国家任务的用语。See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98.[44] 芦部信喜指出，所谓裁判规范，在广义上是指法院审理具体的争诉时，作为裁判基准而使用的法规范。根据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理解，宪法权利的设计主要是为了保障免于公权力干涉的个人自由的范围，它们是公民针对国家的防御性权利。该条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公共利益规范与基本权利规范之间的关联性。什么时候发现，都可以提出来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

在维持文本原意的前提下，可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规定的内容重述为：国家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凡此亦必将表见于自己的法制，而且一定要完型为自己的法制。

实现国家根本任务是国家机关所承担的宪法义务，由此义务能否推论出公民的宪法权利、尤其是主观性宪法权利，乃是宪法理论与实践中最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宪法上调整民族关系的规定关乎每个中国公民的利益，其在性质上属于公共利益条款，当属无疑。

韩大元教授曾敏锐地指出：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宪法文本中‘国家地位的实证分析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宪法文本中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功能。在展开本文之前，有必要预先对国家根本任务的宪法文本依据作一番简要交待。

笔者认为，我国在制定环境权法律制度时，应该参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17] 韩大元教授新近亦提出将我国刑法中的保护人民替换为保障人权的建议。正如许章润教授所指出的：当今之世，大凡经济发达、国运昌隆的法治国家，莫不以公民福祉和国家利益作为法律的根本宗旨，而彰显对于惬意生生活的安排能力。第十三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在该判决中，法院声称，毫无疑问，援助那些在危难中的人们是社会国家的一项明确的职责。[30]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除了国务院，国务院各职能部门以及一定级别上的地方权力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也享有一定的立法权。这表明行政机关在国家最高权力的授权下，可以在没有相关法律依据情况下，先行制定行政法规以具体落实国家根本任务的相关内容。

这是我国宪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最为突出的区别之一。有趣的是，早在民国时期，我国已经有部分学者论及国家目的问题。

能过得去的，那就不要改了，如果没有意见，就付表决。另见R. Baumlin, Staat, Recht und Geschichte(1961) S.17,24.[2] 许崇德：《现行宪法序言是旷世之作》，载于《法信网》，访问时间：2009年2月20日。于此即可确证人民主权原理位于实定法之内。作为宪法上的一种根本性规定，其形成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也是颇受质疑的。

（二）国家根本任务与基本权利的关系实现国家根本任务从终极意义上说是为了实现宪法上规定的各种基本权利，但是国家根本任务在价值诉求上的目的指向性并不否认其自身在宪法内的相对独立的价值。相比之下，韩国、印度与俄罗斯等国宪法既以基本权利的界限形式表现公共利益，又以为数众多的条款比较集中地且正面地规定国家欲以实现的公共利益的内容。

[28] 该表格所列举的只是四部宪法中直接以公共利益或类似字样表述的条款，并非关于公共利益的全部规定。虽然它产生了与权利极为类似的效果，但必须仔细地将其与权利区分开来。

周鲸文在其《论国家》一书中指出，国家目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尽力达成作为国家之分子的国民的快乐幸福。（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